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专栏按：今年3到6月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和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工作论文中，形成了《从供给侧测算经济增长目标及对改革的要求》和《从需求侧测算经济增长目标及对改革的要求》各2万余字的上下两部分研究报告，分篇陆续摘要发出。今天发出之十七。明天发出之十八，“只有推进资产化改革才能稳定住货币币值和债务信用”，请大家继续关注。

周天勇

一、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不存在货币和债务

马克思设想未来的社会中没有货币。因他分析的理想经济体系中，没有价格，用劳动时间衡量价值，进行经济计算；没有市场交易的商品，只有计划配置和分配的资源和劳动产品；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按劳分配，劳动者家庭以劳动券领取消费品，生活住宅由国家按计划无偿分配，企业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生产投入和产品统一由国家计划和分配。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极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别说是货币，就连劳动券也没有了。

马克思设想未来的社会中也没有债务。对此，他有一系列的看法：‌一是资本家通过借贷获取利润的方式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使得工人越来越贫困，‌而生产出来的产品难以卖出，‌导致了商品相对过剩和经济危机。二是‌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三是马克思强调，在社会进行分配之前，需要提取社会储备用以未来的保险。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应当是今天的生产积累为未来的分配留有余地，而不是借明天要还的债提前用以今天的积累和消费。

二、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能取消货币并越发越多

一战束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二战后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取消过货币的想法，也有取消银行和借贷资本及债务的愿望。凡是有冲动而实践了的，比如柬埔寨等，都给其经济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混乱，甚至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为什么就没能取消货币，主要是这样一些经济运行中的困境无法解决。马克思设想的是，劳动价值创造财富，可以用劳动时间衡量劳动对生产的贡献，以劳动券进行分配。

城乡不同生产单位的劳动券无法在不同的生产单位中等价通用。其实，如中国在农村集体生产队内部已经实现了，即劳动工分制，实际就是马克思的设想，即不用货币。但是，其条件是，社员集体一个生产队范围内进行劳动，生产的产品在一个生产队范围的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劳动工分可以认定为相等的劳动价值。如果假定甲乙生产队土地和人口数量面积相同并只生产粮食，我们让生产队的工分可以通用，但甲生产了5万公斤粮食，乙生产了3万公斤粮食，甲的同样劳动时间的产出率要比乙高，所以这种劳动券—工分，无法通用。工厂、商店等等，也是如此，如果发放劳动券，就要计算各个单位劳动时间生产率的高低，折算成一般等价劳动时间，计算量非常庞大和复杂，实践上几无可能。国家只好不发放劳动券，计划确定不同的工资标准，对消费品进行定量供应，发放货币和供应凭证（如粮票）。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发生短缺，但避免了不可能进行的庞杂的经济计算。

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之间，也无法用劳动券，只能用货币中介而进行交换结算。社会主义各国建立后，遗憾的与马克思设想不一样的是，因为生产力水平相差太大，开始时农村人口居多，生产力不发达，无法建立城乡生产资料统一的全民所有制。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物品交易需要等价交换。当然，实际在工业与农业和城市与农村之间，我们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等价交换的原则，而是计划定价、统购统销、低补偿征收、高价出让等价格剪刀差方式，进行了农产品和农村城郊土地的再分配。然而，交换的中介，既不是农村的工分，也不是城市里的劳动券，仍然是货币。

1978年时，中国GDP为3678亿元，货币M2供应量为1273亿元， M2/GDP比率为37%；1996年时，中国GDP为71813亿元，货币M2供应量为76094亿元，M2/GDP比率上升为106%；而2023年时，中国GDP为1260582亿元，货币M2供应量为2922713亿元，M2/GDP比率上升到了232%。

因此，特别遗憾的是，就中国而言，不仅都没能取消货币，而且货币相对于GDP，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三、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能够避免债务还埋下了债务隐患

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曾经借过苏联的债，后来还清了。政府大干快上时，不表现为政府的债务，而是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如果货币发行过多就是通货膨胀，如果货币发行不够，则表现为短缺。后来一是国家坚持量入为出、略有结余的方针，企业资金由则由政府统一管理，而农村自给自足经济比率较高，城镇居民以收定支，城乡也无较多的借钱渠道。因此，我们曾经自豪地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

二战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被债务缠身。一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用投资或者股权引入外部投资，社会主义性质就变了，于是，主要采取了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特别是借用外资来发展本国工业，但债务投资的国有企业常常效率较低，最后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二是一些资源匮乏和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粮食、能源和矿石等，还有借债建设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或者本国出口品价格下跌，最后无法以出口和财力进行平衡，形成了规模不同的债务。

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并且实行计划生育埋下了今天的债务隐患。二战后，虽有冷战和局部的动荡，一是全球许多国家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二是许多国家在建国后迎来了婴儿潮。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汲取30年代经济危机教训，向社会主义学习，建立了社会保障。遗憾的是，虽然马克思强调社会分配前，要提取储备以用于未来的社会保险。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大量年轻人进入劳动工作的时代，将所有的国民收入都用来投入工业化，但并没有为他们未来的老年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如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建立养老医疗等保障，加上计划生育使缴纳养老金的费基在收缩，而需要养老金的群体则相对增大，造成了巨额的债务负担。

20世纪时，世界各国对财政收支平衡和较低的宏观经济负债率较为认同，一般采取的是以收定支、略有结余，或者大体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源自《‌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条款曾经约定，‌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宏观公共债务不能超过GDP的3%和60%。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后期开始，世界大多数经济体进入了高负债、低利率、低增长和低通胀的发展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经济体的宏观公共负债率都远超60%，有的达到了100%以上；而加上居民和企业债务，总债务大多都处在200%到300%之间，有的甚至向400%靠近。

中国也毫无悬念地进入了高负债模式的发展阶段。根据清算银行的数据，2023年中国政府企业居民债务总规模为389万亿元，为GDP的308%；其中政府债务为GDP的80%。大部分国家中，国有企业的债务在总债务中的比例较低。2023年我国国有企业总资产为342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4.6%，企业总债务为221万亿元，占GDP的175%，并且其资产平均利润率较低，为1.36%，总体偿债能力偏低。另外，国有企业债务是不是公共债务呢？国有企业是政府所办，是公共资产，按理讲其债务也应当是公共债务。如果是，则公共债务占GDP比率就上升到了255%。

因此，也特别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能够消除债务，相对于GDP，也是越来越多。

非常重要的后续问题是，这么多的货币和债务，风险多大？金融体系会不会发生动荡？币值怎么稳定住，信用怎么能够保证？如何才能够保证体系的安全？且看之下回十八“只有推进资产化改革才能稳定住货币币值和债务信用”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