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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赧王十五年（前300年）的历史大事，《资治通鉴》的记载太简单粗暴了，其实从秦昭襄王即位以来，这7年间,《史记》和《战国策》给出的叙述矛盾重重，怎么捋都捋不顺。简便起见，我就不去仔细辨析各种分歧了，还是紧随主线，看过了秦、楚、齐这3个大国的博弈之后，接下来就该把视线投向赵国这边了。

当初魏冉和宣太后操纵政变，要把远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稷赶紧弄回国。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幸好赵武灵王表现出了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主动借道，安排重臣赵固做好了从迎接到护送的一条龙服务，助公子稷顺利回国继位，这就是秦昭襄王。

因为这段情谊，秦国和赵国有了一段温情脉脉的蜜月期。这对赵国很有好处，因为赵国可以借助秦国的力量来牵制身边的韩、魏两国，让自己可以后顾无忧地出击北方胡人。眼下秦国忽然发生了一点变故，元老重臣樗里子过世了，空出了右丞相这样一个高级职位。

赵武灵王看准了机会，为了进一步拉近秦赵关系，派自己的得力干将楼缓入秦，接樗里子的班。当时的秦赵关系就是这么好。

战国年间，大国之间互相派相成为一种新兴的外交时尚，还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楼缓这种属于外派型的，由赵国派给秦国，秦国欣然接纳；还有主动索要型的，秦昭襄王很快就会主动聘请孟尝君田文来秦国为相。

请外国总理一级的高级干部来本国担任同级干部，这种事听上去匪夷所思，但这也算是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新举措。前边讲过，两国外交，锁定盟友关系，以前主要依靠结盟和人质。但是，结盟越来越不管用了，大家对鬼神越来越看得开，空口说白话骗神骗鬼，不是很有所谓。

人质也越来越不值钱了，而在不值钱之后，标准自然水涨船高，原先可以用太子同母兄弟当人质的情况，现在必须用到太子本人。太子只有一个，一旦送出去，再跟其他国家结盟就没有合适的人质了。而且，太子做人质，对联盟关系来说只有纽带意义，对于促进短期内的两国协作却没有多大用处。

派相可以完美消除这个痛点。就拿楼缓来说吧，在赵国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赵武灵王的得力干将了，对赵国的国策和局势了如指掌，如果秦、赵两国结成同盟，楼缓在秦国就可以知己知彼，很有针对性地做出部署，让两国打好配合。

今天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怀疑：怎么能让外国人当国家总理呢？就不担心他吃里扒外吗？就算两国现在关系好，但难保哪天关系崩了，这个对本国已经了如指掌的外国人打包回国了，这不就是从国际友人变成潜在威胁因素了吗？

这种担心相当合理，在战国时代也能成立。

比如前边讲过的甘茂，逃离秦国之后，苏秦替他在秦国斡旋的时候，就拿甘茂对秦国的山川险要了如指掌这件事当过筹码。苏秦本人就更别提了，在齐国高官厚禄，其实一直都是燕国间谍。还有孟尝君，后来到秦国当总理，政敌给他拆台，攻击重点就是他的齐国国籍，说他注定身在秦国心在齐，绝对不能重用他。

但我们还要想到的是，今天我们的爱国主义感情诞生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民族国家起源于法国大革命，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的价值观输出，这才传遍全世界，历史并不太长。战国时代的政治精英还没形成民族国家这种意识——他们会有怀乡恋土的自然情感，会有家族眷恋，会有残余的豫让式的忠于主君，以国士之行报国士之恩的中国武士道操守，更有个人利益优先的鸡贼心态。所以派相这种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当时居然就蔚然成风了。

回到秦赵关系的问题上，当时赵武灵王除了派楼缓入秦之外，还派了另一位重臣仇液（或作仇赫、仇郝）到宋国为相，秦、赵、宋就这样结成了一个比较松散的同盟。

其实在赵国内部，对于外交大方向的选择存在着两种声音：一种以富丁为代表，希望赵国加入以齐国为首的合纵阵营；一种以楼缓为代表，认为赵国应该跟秦、楚建交。最后是楼缓这一派占了上风，但因为楚怀王犯了众怒，所以赵国就只跟秦国建了交，同时又拉拢了宋国。

宋国虽然只是一个二流国家，但很有杠杆意义，很容易借它来牵制合纵联盟。

就这样，这一时期里，秦、赵、宋结成了连横阵营，齐、韩、魏结成了合纵阵营，楚国还是没朋友，两边都挨打。

从护送公子稷回国争位到派楼缓入秦为相，赵国一直在对秦国积极示好，貌似赵武灵王是一个坚定的亲秦派，但并不是。赵武灵王雄图大略，亲秦只是为了短期目的，而中山国也好，胡人的广袤版图也好，都只是阶段性目标。在开辟了北方疆域之后，赵武灵王心心念念的就是对付秦国，要从北方新的疆域探索新的行军路线，以期避开易守难攻的函谷关，直捣咸阳。

下一年，赵武灵王就要着手操办这件大事了。

这是不是相当出乎意料呢？

赵武灵王的一生，就是不断突破常规，出人意料的一生，最后就连死法都能在历史上独一无二。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是，赵武灵王太强势了，太有手腕了，所有的传统、规矩在他那里都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身边的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显得短视，甚至可以说是鼠目寸光。

他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力排众议，然后用不了多久就能交出相当可喜的成果，结结实实打脸当初的反对派。

那么可想而知的是，一个人如果顺风顺水到这种境地，就算有再好的自制力，也禁不住发飘。

赵武灵王真的飘了，想要再破一个传统，那就是：趁着自己还活着，把心爱的小儿子赵何扶上王座。

这可真是要破天荒了。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古代政治的头等大事就是继承人问题，很多制度建设都是从继承人问题当中派生出来的。比如婚姻制度，按说无论是性需求也好，繁殖本能也好，都不需要和婚姻挂钩，但为什么会出现那么苛刻的婚姻制度呢？

这是因为，婚姻制度是父权制的副产品。

在父权制下，男人要让自己的血缘意义上的后代继承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但在多偶制的大家庭里，配偶多了，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儿子多了，同样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继承权该给谁呢？无数次血的教训形成了嫡长子继承制，论资排辈才是人间正道。但礼崩乐坏以后，竞争压力太大，如果还搞论资排辈的话，整个家族的竞争力就岌岌可危了。

所以论资排辈就变成了精心挑选，能力优先。但这种选拔机制纯凭理性，必须把爱、把一切感性因素，通通抛到九霄云外。赵简子做到了，赵襄子做到了，赵氏家族的一代代主持人都咬牙做到或者基本做到了。而到了赵武灵王这里，理性终于压不住感性了。这才是人之常情，总想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自己最爱的那个人。

在拣选继承人的事情上，讲感情却不看能力当然很危险，更何况赵武灵王深爱的这个赵何年纪还小，禁不起任何风霜雨雪。所以也难怪赵武灵王想要突破传统，不是指定赵何做自己的继承人，而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趁自己还能镇得住场面的时候，就把赵何推上王座。

这种做法从来没有先例，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参考，那么，赵武灵王真的可以如愿以偿吗？

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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